裂化背后的治理危机部分发展中国家动荡深观察

当地时间2014年4月6日，泰国曼谷郊区，成千上万的亲政府的红衫军持续集会，声援英拉政府。图片来源:CFP

从埃及、泰国，到乌克兰、委内瑞拉，近来这些国家纷纷陷入局势动荡之中。他们要么因政权非正常更迭而陷入“秋千”式轮换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争夺中共识难寻；要么因为群体抗衡夹杂着阶层裂化，激化矛盾，难以调和；要么在内外作用下陷入地区裂化，多重倾向难以调和，国家迷失方向；要么因经济难题引发大规模游行，夹杂着外部影响，致使社会危机悄悄走来。

局势动荡考验着国家的治理能力与制度的免疫力。如何凝聚共识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制度免疫力、恢复社会秩序成为一大难题。这也在提醒其他发展中国家，实现国家善治与发展经济同样重要。

埃及：“秋千”式权力轮换

从2011年年初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，到2012年6月底穆尔西宣誓就任埃及首位民选总统，埃及经历了将近一年半的局势动荡。以穆尔西为代表的穆斯林兄弟会（穆兄会）成为埃及的掌舵者。但穆尔西支持者和反对派的对峙和暴力冲突仍时断时续。

此后穆尔西多次改组内阁，加剧了双方对立。2013年6月30日，穆尔西执政一周年之际，埃及再次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。随后埃及军方以未能控制局面为由，宣布解除穆尔西总统职务，由最高宪法法院院长曼苏尔出任临时总统。埃及再次“变天”。2013年10月，埃及过渡政府宣布正式解散穆兄会注册的非政府组织。穆兄会遭到沉重打击。

为避免示威游行再次冲击政府，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一方面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，另一方面颁布《抗议法》，规定所有游行和抗议活动必须提前向内政部门提出告知函，内政部门有权拒绝。尽管如此，穆尔西支持者仍在不断冲击埃及政府。加上恐怖袭击影响社会安全，经济发展陷入迟滞，人们为提高待遇而展开的罢工浪潮也此起彼伏。

今年1月中旬，作为过渡时期路线图的重要进程，埃及新宪法草案在公投中获高票通过。埃及最高总统选举委员会3月底宣布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将于5月26日和27日进行。此前宣布参选的原军方领导人塞西成为最有希望当选的人。但是，一些暴力分子仍在挑战正常的社会秩序，埃及局势发展仍然充满变数。

泰国：在社会分裂中艰难前行

从2013年11月开始，平静了近三年的曼谷街头重回集会不断的混乱局面，交通堵塞，经济受损，国家形象大打折扣。英拉政府一再退让，反政府示威者依然步步相逼。国会已经解散，大选无法完成，国家进入准权力真空状态，前景一片迷茫。

3月21日，泰国宪法法院判决2月2日举行的国会选举无效。泰国选举委员会委员颂猜说，选举被判无效可能会使支持政府的“反独裁民主联盟”（“红衫军”）无法接受。反政府的“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”则仍然坚持先改革后大选。4月份，反政府示威者和“红衫军”再次举行对立性的大规模集会。

过去8年，泰国政局变化始终离不开一个人，那就是前总理他信•西那瓦，现任总理英拉•西那瓦的哥哥。泰国法政大学政治学者蓬猜认为，当年泰国有几个有影响力的群体在与他信抗衡，其中包括前政府高官、前军方高层和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家等。

他信为了与之抗衡，将关注点转向贫困人口众多的农村地区。他第二任期内大刀阔斧的改革，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。他信及支持者与反他信群体逐渐形成鲜明的对立立场，双方在泰国政坛不停争斗至今。

在草根阶层与中产阶级的裂化与矛盾之外，历史、政治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，也是导致泰国社会分裂的重要原因。分析人士认为，当前泰国要想真正解决社会分歧，各方必须不断融合，尤其要改善底层民众的社会经济地位，缩小各阶层间差距，在此基础上缩小党派间阶级利益分歧。某一个党派不能只服务于一个阶层，而不顾其他阶层民众的利益与诉求。

乌克兰：东西分裂 矛盾丛生

2014年，蝴蝶效应在乌克兰危机中应验。起源于乌克兰与欧盟是否签署联系国协议的争议，最终演变为政府更迭和领土分裂危机。

2013年11月下旬，乌克兰因政府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而爆发政治危机。今年2月，反政府示威者与军警数度发生暴力流血冲突。虽然2月21日乌政府和反对派代表签署了旨在解决该国危机的协议，但是次日风云突变，乌总统亚努科维奇突然被议会宣布“自动丧失总统职权”，乌克兰动荡步入新的阶段。

除了乌政府突然更迭之外，更令人意外的是克里米亚地区的快速入俄。3月16日，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举行了决定自身地位的全民公决投票，赞成加入俄罗斯的选票超过了96%。俄罗斯给予积极回应，3月21日便火速完成了克里米亚地区入俄的所有法律程序。

围绕着乌克兰局势，俄罗斯与西方的博弈仍在持续，但更令人关注的是乌克兰的地区矛盾与国家发展的“东西”之辩。长期以来，乌克兰将自己定位为欧洲国家，中西部居民“欧洲情结”尤其浓厚。但是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地区更加亲俄。克里米亚地区变局之后，乌东部亲俄城市的动向成为关注焦点。4月上旬，乌东部地区亲俄势力举行大型抗议集会，提出分离主义的政治要求，冲击并占领地方政府机构。乌克兰局势再次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。

委内瑞拉：经济危机走向社会危机

同样处于动荡漩涡中的还有委内瑞拉。今年2月以来，委反对派利用民众对食品及基本生活用品短缺、通货膨胀等的不满，组织反政府示威活动，要求总统马杜罗下台。

在查韦斯去世之后上任的马杜罗处境一直不平静。从高调地与反对派打“经济战”以稳定国内经济，到使尽浑身解数平息最近爆发的持续示威活动，他一直没空停歇，但在这个社会严重分化的国家，想要得到另一个阵营的支持，难度系数太高。

查韦斯执政的14年间，委内瑞拉社会状况大为改善，他也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。然而，长期单一的石油经济模式、社会民生支出过快增长，导致财政入不敷出。同时，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强势调控，也使不少企业越来越难以生存，经济逐步陷入困境。迄今委内瑞拉90%的商品要依赖进口。

2013年，委内瑞拉通胀率曾达到56%的历史高位，经济增长率仅为1.6%。而今年初至今央行公布的经济数据并没有太大起色，外汇储备同时降至近年最低点，部分基本食品和药品短缺，物价仍在高位运行，成为近期国内爆发持续抗议活动的深层原因。

马杜罗逐渐意识到，目前国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经济问题，完全由国家采购和投资主导、缺乏私人资本参与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面临瓶颈。因此，他开始主动向企业界伸出橄榄枝。同时，为缓解国内外汇供应紧张、打击外汇投机，委政府3月24日正式启动“2号外汇管理补充系统”，希望以此满足人们对美元的需要，并彻底击垮美元黑市。但反对党联盟领袖卡普里莱斯则表示，这是国内货币又一次大幅度“非官方贬值”，将严重影响民众购买力。

观察人士认为，委内瑞拉应淡化党派斗争和社会对立，集合各个领域力量发展生产力，逐渐实现自给自足，这样才能摆脱目前的“财政无底洞”。

要民主，更需共识

不难看出，治理危机是造成上述国家失序的首要原因，而治理危机则源于原有治理体系的巨大漏洞。

表面上看，这些国家的治理体系都建构于民主制度框架内，但很多国家只从西方移植了选举的形式，没有形成超越选举形式的共识理念与机制，缺少妥协与“内敛”的政治文化。缺乏共识的民主所提供的只是一种少数服从多数的治理模式，在制度与机构发育不健全的体系中，它难以排除社会群体裂化乃至互相敌视的危险，也难以排除政权“秋千”式的轮换。

因此，真正有效的民主治理体系，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充分地吸纳公众意见，通过健全制度结构与机构设置，实现权力的合理分配与制衡，促进不同群体间妥协，增进社会共识。可以说，共识凝聚力是检验治理体系有效性与公信力的重要标准。

相反，在缺乏社会共识的情况下，民主框架中的国家机器非常容易沦为党派、利益集团恶性竞争的工具。由此造成机构间互相打架，权威机构不复存在，利益表达与政治秩序陷入混乱。比如2013年底泰国执政联盟与宪法法院围绕国会上议院议员产生办法的纠纷，今年3月埃及新总统选举法中“最高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选举结果将免于司法上诉”一条招致多方批评，凸显权力高层的话语权之争。权力机关的无序纷争，极大地伤害了以选举为代表的治理体系的公信力，使街头政治的风险骤然上升。

制度结构决定制度绩效。现代政治文明的要义之一，就是把政治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，并且以治理绩效作为评判标准，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治理体系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上述国家需要适应利益多元化的趋势，顾及各方利益，促进各群体间妥协，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与巩固，并形成一种适度“内敛”型的政治文化。与之相反，街头政治只会无限张扬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，使竞争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。这与现代政治文明背道而驰。（王鹏权 常天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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